申生死亡的时间是很有名经传不一致的例子。从字面来说，按经，则申生死在僖五年春，按传则死在僖四年十二月，先看经传原文：

十二月戊申，（申生）缢于新城。（左传 僖四年）

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春秋经 僖五年）

春。。。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左传 僖五年）

 杜注：书春，从告。

大概是说，经所书春为晋国讣告中所说的时间，晋国的讣告的时间是僖五年春，鲁史官照记。言下之意，讣告可能不准，申生死亡时间应按去年十二月也不错。这种说法并不被后人所认可，左传既然知道准确月日，则晋国讣告必然有具体的时间，春秋经却不记录死亡时间，只含糊记录春，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后世有衍生出其他解释。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为，春秋经写春不写月份，就是春二月的意思。晋国用夏正，所以晋国的去年十二月就是周历的今年二月，晋国以十二月讣告，鲁史官在记录的时候自然的换算成周历记录，所以经传的字面日期不一致，只是因为所用历法不同而已。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同意顾栋高的说法，并进一步推算出，申生死日是周历僖五年二月二十七。

顾、杨看似巧妙的弥合了经传的分歧，但并不是没有疑问。

首先，左传记录了申生死日的具体时间，说明晋国讣告里一定也有，那么为什么经只记春，而不记精确日期呢？这不是也很奇怪吗？顾栋高以春为春二月，更是臆断的成分见多，春秋经并非没有春二月的记录，如隐三年，何故这里要含糊其词呢？如果，这里的春说成三月，顾、杨的解释岂不是成了无源之水了？

其次，顾、杨的解释引发了更大的问题，如果此处左传的时间是以夏正记录，而且其他地方左传又用周正，那么左传到底基于什么历法做的记录？于是为解此问，又有了左传间用夏正的说法。也就是说，左传主要用周正，但很多地方，尤其是牵涉到晋国的地方会偶尔用到夏正。间用夏正的说法进一步推演，当有事情解释不清楚的时候，间用夏正就成了万能灵药，比如：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左传 隐三年）

因为周历四月是今农历二月，照理麦子还没长出来，似乎取温之麦这种事情还做不到，于是就有了此处是间用夏正，因为郑国用夏正，四月就变成夏正四月，这样就有麦可取了。

间用夏正，貌似在众多研究左传的人来说，并不稀奇。别说是间用夏正，就是每句都是不同的历法，他们也能掰开揉碎分析的头头是道。但从常理来说，一部书混杂各种不同的历法，又不予以注明，还被作为严肃的经典传世，这不是天下最奇怪的事情吗？以今日推断，左传从内容记录终止日到成书，大概有六十到八十年的时间，从成书到定本又经过百余年，期间经手的都是如吴起、虞卿、荀子这样当世的大人物，一般认为他们对于内容有所增损，那么对于如此明显的出入，他们为何视而不见呢？如果说，他们只看到传，没有看到经，所以无法对照参考，但当时可以参照的还有其他资料，比如魏国就有传世的竹书纪年，尤其对晋国有详细的记录。如果说竹书纪年皆按晋国以夏正记录，那么这些生活在当下的大人物们比后世人还搞不清如何换算夏正周正？

间用夏正实在不合常理，也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我的观点是，左传通篇用周历，并不存在间用夏正的问题，所谓间用夏正不过是后人为解释不通的时候，做出的附会，这一点可以针对具体事例在做分析。没有间用夏正，顾、杨的解释就不可信。那么这么解释经传的不一致呢？是从杜注吗？

左传用周历，则申生之死在僖四年十二月戊申，讣告到鲁国时已经是僖五年的春天，因为特殊的原因，鲁史官没有修改僖四年的记录，于是将此事记录在僖五年，但此事实际发生在僖四年，所以春秋经没有记录具体的月日，而是通过讲解者以左传的形式记录下来。

那又是什么特殊原因让鲁史官不将这条补录在僖四年的记录最后呢？跟根春秋这本书的性质有关，推论过程这里不再赘述，只说结果。春秋实际是一本写给神的书，是当时史官作为每季度向神汇报工作的底稿。春秋记录以四季分开，后世编年史如资治通鉴都没有这种习惯，恰恰因为春秋时代一年四季对应一年四祭，每次祭祀时，史官就会将上季的记录拿出来宣读，宣读过的记录代表已经向神汇报过，保留底稿不过是备神对案，但已经不能再修改。申生讣告到鲁国时，鲁国已经进行了祭祀，僖四年的记录已经不能修改，春秋经只有记在僖五年春，而左传才解释说，这条记录是记录晋国前来讣告的，言下之意就是这条不是记录申生死日的。

P.S. 从乘马祭服到本文，杜注的解释都比较直接，后世的解释都比较精巧，须知古籍难读只是因为语境和记录手法发生了变化，并不是古人要跟我们猜谜语捉迷藏，直接的解释往往比精巧的解释跟可能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