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庄公三十二年》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庆父、叔牙、季友。在他病重的时候，问叔牙后事，叔牙说：“庆父有才。”庄公又问季友，季友说：“以死侍奉子般。”子般是庄公的儿子。庄公对季友说：“刚才叔牙说’庆父有才。’”于是，季友毒杀了叔牙。

叔牙一句“庆父有才”就要一死，让人颇为不解。《史记》记录此事更为详实，叔牙原话是：“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继和及是两种不同的继承制度，父死子替称作继，兄终弟及称作及，鲁国从开国国君伯禽开始到庄公的世系具体如下：

伯禽子考公继，弟炀公及，子幽公继，弟魏公及，子厉公继，弟献公及，子真公继，弟武公及，子懿公继，弟孝公及，子惠公继，子隐公继，弟桓公及，子庄公继。

一直到鲁惠公为止，都是维持一代继一代及，所以才有叔牙所说一继一及是鲁国的常态。一般认为鲁国的一继一及只是巧合，而叔牙借此想拥立庆父即位，是乱政，所以该死，而逼死他的季友则是大义灭亲受人称颂。这种观念的推导过程大概是：

1. 依据周礼可知周代实行的是嫡长继承制，也就是父死子替

2. 鲁国是公认的最遵守周礼的国家，自然也是嫡长继承制

3. 既然鲁国是嫡长继承制，那么出现一继一及的世袭一定是巧合

4. 既然一继一及是巧合，叔牙特别提起当然是别有用心，是乱政

5. 既然叔牙乱政，消除隐患的季友当然就是护国贤臣了

看似有理，但从开国以下10多代都巧合未免听起来牵强。周礼号称记录的周代的礼法制度，但周礼实际成书在战国时，而春秋战国正是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周礼中到底记录了多少春秋早期甚至西周的原始制度，实在让人怀疑。这就好像当今中国不支持双国籍，在我们这代人眼中似乎是由来已久的政策，但实际上这条制度并不是传统，也不是新中国建立时的政策，只是因为改革开放时承诺不输出革命的连带权宜政策而已。前后不过数十年就会产生错觉，更何况，周礼的时代信息传播和继承的环境更差，前后更是数百年，周礼的作者所掌握的有多少是政策的本源，有多少仅仅是他所理解的本源，未必比叔牙的论断更可靠吧。

那么真如叔牙所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那么要怎么理解呢？

继和及的区别在于祭神，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时代，一个君王所有的义务中，祭神最为重要，也最不能被人替代。但繁杂的祭神仪式，任何一点的错误都是对神的不敬，这不是年幼的君王能够做到的，而当时人寿命短，前代国君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往往很小，兄弟相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所以在相对原始的商代和以神为中心的后世游牧民族如匈奴等，都是有以年长者继承的习惯。一继一及如果真是鲁国的常态，则鲁国的继承制在制定时，应该是倾向于以祭神作为君王的首要义务，而这可能才是周礼的最初样子。

想想并不奇怪，周克商的时候，周还是西方的落后的游牧民族，类似后世北方游牧民族占据北方，他们不自然的会学习先进的商文化，而商文化恰恰是以兄终弟及作为主要的继承方式。但到了鲁惠公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继承发生变化，本来应该由惠公的弟弟继承，有意无意之间，由惠公的儿子继承了，但惠公的嫡子（桓公）还小，所以改由庶子隐公摄政称公。于是大家对于鲁国的继承制的看法发生了分歧。如果认可隐公地位，则从隐公开始，弟桓公及，子庄公继，等于鲁国又恢复了一继一及的常态；但如果不承认隐公的地位，则从惠公开始，子桓公继，子庄公继，全部是继，鲁国等于在实行的是嫡长制，这才是庄公和叔牙的分歧所在。

最后我们来还原开始的故事：

庄公希望让儿子子般继承国君，但又忧心不符合鲁国的传统，于是找叔牙商量。叔牙却会错了意。庄公少年即位，施政初年无比的艰辛，叔牙这个做弟弟的可以说是最清楚不过。而庄公的儿子都很小，子般最大也不过十多岁，后来的闵公不过八岁、僖公则更小，所以，叔牙想当然的以为，庄公忧心儿子小不足以承担国君的责任，所以开导他，一继一及，是鲁国的常态，庆父有才，大不了让他即位，可以免去了你的儿子的一番辛苦。结果反而被庄公猜忌，被迫饮毒酒而死。

P.S. 如果以本文而论，鲁隐公实在是鲁国政策的重大转折点，春秋以鲁隐公开篇，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