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般认为源出顾亭林。但查遍顾亭林的著作，却找不到这八个字，只能找到下面一段相近的话，出自顾亭林的《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说顾亭林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是梁启超。

戊戌变法前夕的1896年，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论述变法思想，统称为《变法通议》。《变法通议》中有一篇系统地阐述了梁启超的儿童教育主张的《论幼学》，其中提到：“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网上皆称“顾亭林曰”云云出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论·论幼学》，但查遍《变法通议》不见此语，《论幼学》也只是引用了顾亭林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来开篇，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但留一说。）

1915年5月，中日签署合约，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协议，在我们学过的历史中它是臭名昭著。而在当时的体制内则有不同的声音。

比如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就在回忆录中提到签署过程的艰辛，为了延迟签署袁政府以各种方法延迟，几近无赖的地步，最终在签署前让日方放弃了在中国行驶更大权力的部分条文，与原案比较中国损失已尽可能减小到最低程度。胡适则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还评价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另一方面，孙中山也曾致信日本首相称，可以提供超出二十一条的条件以换取日方的支持，以至于黄兴都高呼大家怎么能竞相卖国？

这里无意褒贬先人的意思，只是说明当时的形势的复杂。而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20日，时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发表《痛定罪言》为政府辩护，其中提到“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字成文至此方才问世，原文：

呜呼！我辈号称士大夫者乎，勿诿过政府，政府不过我辈之产物而已；勿借口于一
般国民，一般国民皆最善良之国民，以校他邦，略无愧色，我辈陷之于苦、陷之于罪而
已。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然后可以语于
事之得失与其缓急先后之序，然后可以宁于内而谋御于外。而不然者，岂必外患，我终
亦鱼烂而亡已耳。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
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饮冰室合集 痛定罪言》

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时任司法总长，但并非愚忠于北洋政府或袁世凯一人。《二十一条》后，袁世凯筹划称帝，梁启超即于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即在云南起兵，护国战争于是爆发。

中国传统是大一统，政府和国家不分，政府即国家，政府名即国家名，没有国名，比如明政府即明国，清政府即清国。中国一词在民国政府时期才用作国名。而顾亭林却将政府和国家分开，提出亡国（亡政府）和亡天下（亡国家）的说法，他的说法放在今天，即政府兴亡是公务员的责任，国家的兴亡是国民的责任。

之前民间流传这一句话：

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

实质上就是将党和国分开，如果党的兴亡只是几千万党员的责任，那党员岂不是要太辛苦。所以中纪委的网站将这句话改成：

不反腐亡党亡国，反腐兴党兴国

实质还是将党和国合在一起，如此党国兴亡，匹夫有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