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似乎自古就有记录历史的习惯，我们的历史上至三皇五帝，下到唐宋元明清，都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尤其是公元前841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被定为正史的记载，可以说是现今所有文明中文字记录最完整的国家。
为什么古人会做如此完整的记录呢？我们的记史习惯又来源于何方呢？可能有人会说，古代有史官，专门记录还有今天的完整记录，但史官真的是记史的嘛？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作者是太史公司马迁，官拜西汉太史令，的确是正牌的史官。但他写史记的初衷却不是职务的需要，他在自序中讲述他撰写史记的缘由，着重谈到的是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当时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作为太史令却没能随行，抑郁而终，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托要完成《史记》，司马谈说了三层意思：
- 一是说，司马家祖上是周王室的太史，当年也是名声显赫，所以希望司马迁也做太史令，能续祖宗之业；
- 二是说，汉武帝初封泰山不能随行，司马谈觉得很委屈，所以要让司马迁也做太史令，完成刚开了头却没完成的《史记》，司马迁将来能因此扬名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 三是说，历代都称颂周公、孔子，但从孔子死后四百年，史记放绝，司马谈为太史令，看着天下史文荒废，常感恐惧，希望司马迁顾念自己的这个愿望。
细细推敲，前两条司马谈自觉委屈想让司马迁争口气的心思很容易理解，但最后一条说史文荒废，常感恐惧就很是奇怪了。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是汉代史官之首，按说记史是职责所在，向政府申请经费，组织人员，写就是了，难道还有人阻拦不让他完成职责？
或许，司马谈是渎职而自感愧疚，可是到司马迁做了太史令，开始动笔的时候竟然真有人出面阻拦，上大夫壶遂就对他写《史记》提出质疑。悬壶说，当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斥责乱臣贼子，你司马迁遇到的，上有汉武帝这样的明君，下是各尽其责的贤臣，你干嘛要写《史记》乱评当今社会呢？按说司马迁做了史官之首，职责所在，当然应该是一句“关你屁事”打发壶遂完事，但司马迁却很郑重的做了回答，说自己写《史记》不是为了讽刺朝廷，而是歌颂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歌颂大汉的和谐社会。
按照我们的一般印象，史官记史要直笔嘛？任何社会总有阴暗面，总有值得批判的东西，如果只是一味的称颂还算的上的直笔嘛？司马迁这么伟大的史学家还要为写《史记》这么伟大的作品做辩护动机，这不是很奇怪的嘛？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记史至少在汉代，并非史官的职权范围。正是因此，司马谈司马迁两代都要小心翼翼的，不敢为《史记》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向西汉政府要求支持。事实上，《史记》在撰写完成后的很长时间里都顶着“私修国史”的罪名被打压，不敢公开。即使到了东汉末年，以王允为首的高级官员还认为它是一部“谤书”。
史官不负责记史，是不是只是汉代的特殊情况呢？下表罗列了二十四史的撰写情况，可供参考：
- 《史记》西汉·司马迁，私人，太史令
- 《汉书》东汉·班固，私人，兰台令史、玄武司马
- 《后汉书》刘宋·范晔，私人，宣城太守
- 《三国志》西晋·陈寿，私人，著作郎
- 《宋书》梁·沈约，奉诏，著作郎
- 《南齐书》梁·萧子显，奉诏，太子中舍人、国子祭酒、侍中、吏部尚书
- 《魏书》北齐·魏收，奉诏，中书侍郎
- 《晋书》唐·房玄龄等，奉诏，司空
- 《梁书》唐·姚思廉，奉诏，著作郎
- 《陈书》唐·姚思廉，奉诏，同上
- 《北齐书》唐·李百药，奉诏，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散骑常侍
- 《周书》唐·令狐德棻等，奉诏，起居舍人、礼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太常卿、弘文馆、崇文馆学士
- 《隋书》唐·魏徵等，奉诏，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
- 《南史》唐·李延寿，奉诏，太子典膳丞、崇文馆学士、符玺郎
- 《北史》唐·李延寿，奉诏，同上
-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奉诏，司空、平章事
-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奉诏，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私人，同上
-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奉诏，吏部侍郎
- 《宋史》元·脱脱等，奉诏，中书右丞相
- 《辽史》元·脱脱等，奉诏，同上
- 《金史》元·脱脱等，奉诏，同上
- 《元史》明·宋濂等，奉诏，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
- 《明史》清·张廷玉等，奉诏，礼部尚书
二十四史当然不能涵盖历代编撰的所有史文，但二十四史是后世钦定的国史或者叫正史，在修史方面有相当的代表意义。
从上表可以看出，前四史皆是由私人撰写，虽然司马迁、班固有史官的背景，但也都被扣上“私修国史”的罪名，都是私人行为。直到晋代并未出现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正式史文，可见至少在晋代，当时的政府对于记史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撰写国史甚至不在政府职责之内，自然隶属于政府机构的史官除非爱好也不会记史了。
《宋书》和《南齐书》虽然是由政府发起撰写的，但撰写的主角不是史官，而是著作郎这样的文学之臣，这两部史书与其说是政府推动撰写的，不如说是历史爱好者促使政府行动的。尤其是《南梁书》因为措辞不善被梁武帝烧毁后，本来已经不会重写，因为萧子显和梁武帝的关系好，又好这个，自告奋勇接下这个活才有了今天的版本。
从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以史为镜并且大规模撰写史书（二十四史中八部都是在唐代完成），此后国史皆由后代王朝官方撰写，特例只有欧阳修因撰写《新唐书》。政府修史基本都是由部级以上官员牵头，参编的主体人员还是著作郎这样的文学之臣，史官并不主导。
由此可见，中国的历史并非像想象中那样从开始就是由官方主导，而史官不负责记史看来历代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