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讲述的是秦始皇平定六国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的事情，由此“书同文”的文字统一就成了始皇帝的一项功绩。既然文字需要始皇帝来统一，自然秦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应该是不统一的。

可是，我们读先秦的故事典籍，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交流频密，尤其是战国更是游士行走天下，难道齐国的孙子给吴王上书，东周的苏秦写给燕昭王的密信，秦始皇要读韩国韩非的文章，都需要有专门的通译进行翻译？再者，战国时商业发达，齐国的陶朱、魏国的白圭，楚国的猗顿，陈国的吕不韦都是天下巨商行走四方，难道还需要为各国设置专人解释来往书信？更有甚者，吕不韦召集各国人士共编《吕氏春秋》，文字不通这书又如何能合作写成？

着实让人想不通，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书同文”最早的出处应该是在《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连程氏注解如下：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注：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统一也。）

《中庸》是孔子之孙子思的作品，这段话则强调的是尊王的思想，但也可推知至少在子思的时代，也就是春秋末年，已经是书同文了。春秋末年比始皇帝要早两百年，显然子思所言的“书同文”并不是始皇帝的杰作，那么子思所言的“书同文”又是谁发起的呢？

查《史记》周本纪、春秋战国各世家，国君有在位年数的，鲁国从第二代国君（在西周初年）之后都有记录，而其他各诸侯国包括周王室则都在共和（公元841年）前后，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各国的文字能力。周代的文字是在周初由周公旦吸取夏代仓颉所造的象形文字和商代甲骨文糅合而成的，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文字运用的能力自然最强，甚至超过周王室，记录最早也最详细。而各国文字得到发展的共和前后，则是因周厉王行专制被驱逐，诸侯联合执政促进诸侯间至少是周王室和鲁国的文化交流。周宣王即位，就因应诸侯间的现状由太史箍牵头，公布《史箍篇》对当时各国的文字进行了规范和推广。史箍篇公布的文字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金文或者大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正式发起的文字规范化的工作，也就是子思所说的“书同文”啦。

子思所说的“书同文”是周宣王的杰作，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始皇帝并没有“书同文”呢？恐怕不能这么说，历史就是这样，当你想确定一件事情，你可以找证据，理直气壮的说观点，但你要是想否定一件事情，仅仅靠另提一个角度可是不行的。因为历史是繁杂而反复的，我们在纸上读到一句话，可能就是数年数十年数百年的事情，期间到底发生了多少周折多少迂回，并不是想当然就可以知道的。

同样，虽然子思的时代已经“书同文”，但不代表始皇帝就不需要或不用“书同文字”了，周宣王面临的是文字稀缺，需要借用鲁国的先进经验推广的问题，而始皇帝面临的却是文字大发展导致的滥用和混乱，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是子思的爷爷孔子。

春秋末年，孔子治六经，倡私学，将本来贵族阶层的文字平民化，直接导致了战国时代的游士之风。在战国之前，文字的使用非常的有限，以记事论，《春秋》可谓当时文字运用的最高水平，但记录一年的事情也就多不过十多字，少甚至一两字，很多字还需要专门的讲解，可知当时的用字量之少。

战国诸子百家一旦立说，动则煌煌数万言，如《吕氏春秋》甚至二十余万言，显然仅靠《史箍篇》已经无法满足用字的需要，所以战国的学者不得不自己造字或者假借已有的文字。这样的情况虽然在春秋也有，比如鲁国作为文字能力最强的国家，就造字最多，但仅从数量上来说，根本无法和战国时期相比，实际上，造字的工作直到汉代以后还在继续。在民间大量新造或借用的文字，直接导致了文字使用的混乱，现今看到的古籍中往往不同著作引用同样的词句所用文字也不同，我们称为通假字或者别字，而不称错字，就是因为这些字多数都是借用原有的字表达新的含义，不同的作者采用不同的假借方式导致一个字有多个版本，在一个版本被定为标准后，其他的版本就成了别字。

其次，战国的诸侯割据加剧了这种混乱，魏文侯以子夏为师而带动的魏文化中心，齐国田和设立稷下学宫造成的齐鲁文化中心，秦国商鞅变法后吸取各国游士形成的秦国文化中心，还有楚、燕、赵、韩都是在割据中独立发展，进一步促成了文字运用的分裂。

到了天下一统以后，百家俱灭，文字又重回统一后的秦政府的掌控，始皇帝为解决春秋战国以来新字运用的混乱局面，模仿周宣王再次“书同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