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有“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史记 魏世家》又有“（魏）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
子夏西河设教为魏文侯师想来没有什么争议，但设教所在的西河是什么地方却是众说纷纭。《史记索隐》有“西河在河东郡之西界，盖近龙门。刘氏云：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是也。”《史记正义》则说“西河郡今汾州也。” 由此衍生出汾州说，即今山西临汾附近；汾州和河西相近，与子夏西河设教同时最耳熟能详的史料是魏将吴起攻打秦国河西，并被魏文侯封西河守，于是又衍生出韩城说，合阳说，即今陕西省黄河以西，古河西范围内。近代大师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另提安阳说。（各说如图，绿色指针为韩城说、汾州说）
那么西河到底在哪儿呢？其实应该先问西河是指一地，还是一河？
《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有“（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能浮西河而下，自然应是一河。古人称黄河为河，而西河应该是对一段黄河的称呼，魏武侯时，魏都城在安邑即今山西省运城（如图，黄色线为黄河示意，安邑为红色指针），安邑在黄河以东，所以对今陕西和山西之间的一段黄河称西河。《列传》应该讲的是，魏武侯到河西地视察，从少梁渡沿黄河西岸向南向东回安邑，船到中流看着黄河宽广的水面才有山河之固的感叹。
不过，《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也有“（魏）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既有西河守按说应该有西河郡，西河应该是指一地，汾州说就是追源西河郡而来，那么是不是和上面矛盾了呢？
有西河守就一定会有西河郡嘛？首先要了解当时的局势，魏国攻打河西从BC419到BC407，前后十多年时间，河西被占领后还需要重建、殖民、推行魏国地制，同时还要面对秦人的威胁，这些工作所需的的人力物力并非仅靠河西一地可以完成的，必然需要依靠一河相隔的河东地区，为防河东官吏掣肘影响军情，魏文侯设置一个同时负责黄河两岸的职务也就不足为奇。所以西河守的西河仍然可以是指黄河，即安邑以西黄河地区守备的意思，职权很可能包括河西河东两地。也正是由于西河守权力很大，吴起在竞争相国失败时才会理直气壮的主动提出质疑。当然，西河守的职务也可能只是一个临时职务，在吴起之后就没再有人做过，大概是河西地区稳定以后，西河守可能被取消或者重新设置为仅负责河西地区（这是推测，请专家们予以论证）
那么，子夏西河设教的西河是不是就是指吴起守备的这段黄河呢？先看《礼记 檀弓上》的记载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曾子说“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前句洙泗都是指水系，按行文来说下句的西河也应该是指水系，这与上面论述相符。但刚才说了西河是指安邑以西的黄河，曾子是山东武城（如图黄色标记左边为今曾林所在，右边为曾子家乡武城），学儒在曲阜，任职在武城大夫手下，葬在武城，而曲阜武城都在黄河以东，以曲阜武城的角度来说黄河，西河就会有安邑以西，和武城以西两种情况，曾子说的是武城以西岂不是比安邑以西更合情理嘛？由此可以想见，西河之上应该指的是曲阜武城以西的黄河北岸，是一个相对地址，而不是绝对的地名，所以曾子说的西河和魏人说的西河不是一地也不奇怪了。
综上，子夏的西河从地图也就呼之欲出了，正好是钱穆先生所指的安阳附近，在魏文侯时为邺城，魏县，今河北、山东、河南交接处。恰恰也是因为西河不是一地，子夏应该是在这一片地区活动，为文侯师后才基本定下来的。
关于西河是西边的黄河的说法可能还会有人有疑问，比如《史记 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按今天的黄河河道，卫国在黄河以西，卫蒲邑在今河北长垣县境，也是黄河以西，孔子却对卫灵公说西河，卫灵公不会搞不清楚孔子说的是哪里呢？钱穆先生的说法是黄河在古时经常改道，所以在当时的河道可能在蒲邑以西，这或是一说。但笔者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这里不是孔子的原话，即使在今天我们要准确描述黄河的一段也是很困难的，何况在古代，所以记录者应该是以自己所在的位置用身边人能听懂的语言来描述，西河守是魏人而不是秦人在记述，说西河魏人就很清楚是哪段黄河；而孔子的言行则是由在齐鲁的孔门弟子记述的，这些人包括再传弟子都在黄河以东，所以他们记录成西河（而不是卫灵公能理解的东河）才会更清楚。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分辨史料的出处才按原样记录下来，造成今日的混淆。
此外西河安阳说还有几个推断可证。
一是距离，子夏去曲阜祭奠孔子，死在路上，他的子弟本想带灵柩回故乡（温邑，今河南焦作附近，如图），结果遇到风暴只好就地安葬，即今山东菏泽。按钱穆先生的计算，子夏至少活了82岁。子夏一个瞎了眼的八十多岁的老头，可能是自觉身子骨还行想最后一次祭奠老师，才有此处出行。从安阳到曲阜直线距离200公里，但一路都是大平原，且地处卫、宋、鲁、齐地界，人口稠密，虽然远行不易，但子夏尊师心切，还可以理解。但从汾州、韩城到曲阜直线距离都在500公里以上，路过的秦地、赵地都是地广人稀，还要翻过太行山，这在古代是何其的艰辛，子夏非要进行这样的旅程实在是让人无法相信。
二是文化辐射路线。孔门弟子活动基本不出齐、鲁、宋、卫，可见以鲁国为中心，文化的辐射范围。到战国，整个社会发生巨变，平民更多的参与国家行政的方方面面，文化凝聚人心的作用日益凸显。魏文侯注意到了这点，所以通过子夏在西河设教将魏国成为取代鲁国的第二个文化中心，为魏国三代强盛奠定了文化基础。此后田齐桓公模仿魏文侯设立稷下学宫也奠定了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的强盛。但这只是把鲁国的单一中心变成了多中心而已。文化的辐射范围仍然在齐、鲁、宋、卫一带，尤其是对秦的影响非常有限。但如果子夏是在韩城、汾州设教，子夏在西河有弟子三百，影响力按曾子的话“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曾子远在山东都有如此耳闻，为什么却对近在咫尺的秦国没有任何影响呢？难道弟子三百都是从齐鲁千里迢迢跑去拜师的？或者学成的秦人都不愿回秦传道？实在很难解释。
三则是子弟，已知的子夏弟子，公羊高是齐人，谷梁赤是鲁人，段干木田子方都在河北省魏县一代活动，如果子夏在韩城、汾州设教，为什么弟子却都是齐鲁人士，为什么都在安阳附近活动？抑或在河西、汾州的弟子都不成才？不合情理。
最后再说说子夏为什么要去西河设教呢？
韩城说衍生出魏文侯平定河西为了安抚民心请子夏设教，但魏国平定河西时，子夏即使不死也已经90多岁了，还要千里迢迢跑去河西这片刚经过战火的地方实在不可信。而从安阳说，则魏文侯请子夏只是为了拜师和咨以国事？然后子夏顺便就设教了？
子夏少孔子44岁，孔子死时，子夏不过29岁，守孝3年，为32岁。按曾子所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即子夏32岁左右就去了西河之上，一直到老。那时大概在BC475左右，魏文侯还未登基甚至还是个小娃子，那么请子夏来西河显然不可能，那么子夏自己去西河又是为了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子夏的弟子李悝写《法经》开创法家一门，弟子段木干见魏文侯求官就逃走颇有道家之风，子夏自己在学术上的独树一帜是有目共睹的，据说他和同门有争执从曲阜出走，不过30多岁子夏还不是开馆收徒的年龄，到西河应该还是为了学习或者证明自己，设教应该是年长之后才开始的。安阳附近本是殷商人的旧地，周灭商时保存了商人的祭祀传统，现今安阳小屯就有春秋时代的甲骨文，可知商人的祭祀活动直到春秋还在继续，而孔子本是商人后裔，所以也曾到卫国（即安阳附近）观礼。子夏到西河恐怕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商礼，寻找孔子学术的本源吧。如果此说成立，曾子说的“退”或许是应该是指子夏放弃周礼，而重新研习商礼的意思吧。
子夏生平小记
子夏，又名卜商，晋温邑人，拜孔子为师，少孔子44岁。少年时随孔子游于洙泗之间，孔子死后，与同门不合出走曲阜，移居黄河以北殷商旧地，学习商礼。十多年后，开馆设教颇有名气。
魏文侯即位后，有心发展魏国文化，听说子夏声名，以师侍之，子夏传文侯经艺，并随文侯定居在魏县邺城附近。
子夏老年丧子，悲痛之下哭瞎双眼。年八十多欲往曲阜最后一次祭奠孔子，不幸死于路上。子弟欲送遗体回温邑安葬遇到风暴只好就地安葬。今山东菏泽有子夏墓，而河南焦作有子夏冢。
子夏善《春秋》又有弟子三百，其中李悝在魏国变法著《法经》开创法家一门，段干木田子方皆受魏文侯敬重，公羊高，谷梁赤受其《春秋》，分别留有《公羊传》《谷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