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周润发的《孔子》，画面还算精致，也有大场面，但评分并不高。也难怪，情节整体支离破碎，如果不是对背景相当了解的人，可能连谁是谁，互相有什么关系都搞不清楚；周迅饰演的南子完全突兀的让人惊叹；孔子的弟子更是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哭颜回的时候能想到的只是颜回在高台上喊话的样子；最后周润发用白话讲出“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更是不知所云了，因为春秋这本书从来没有在之前的剧情里出现。

不过，《孔子》中季氏对孔子一会儿支持，一会儿反对的态度倒是让我颇有兴趣，于是重读了《史记 孔子世家》，有些想法记录在这里。

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如丧家之犬。为什么孔子会四处碰壁呢？最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儒家空谈，在务于征伐扩张的春秋战国不受待见，可是《史记 孔子世家》明明写着孔子受到各国招揽，于是大家又解释孔子有大贤人之名，所以各国自然要招揽，似乎只是为了门面好看。举一处分析一下：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

这次被困孔子周游列国中的一大难，被困到粮绝险些丧命。但细看陈蔡大夫的言行，显然他们并不认为孔子无用，反而担心楚国重用孔子，就会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理由是，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

贤者正应了前面转述的观点，那么诸侯之疾又是什么呢？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周王被架空没人待见。到了春秋末年变成了诸侯也被架空，大夫开始争霸，比如晋有六卿，齐有田氏，鲁有三桓。诸侯之疾其实就是上位者不能主事。孔子知道诸侯之疾，所以在他不长的执政期间，就曾经针对性的堕三都。所谓堕三都，就是拆掉鲁国实权大夫三桓的城墙，因为按照惯例，大夫的城市最大不能超过国都的1/3，缩小城市面积就是削弱城市所有者的实力，所以堕三都实际上就是削弱三桓的势力，目的是让国君可以集权，这和战国时代的变法家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一般认为，孔子的政治理念是克己复礼，堕三都作为孔子的重要政策和这种理念又有什么关系呢？须知，大夫专权已经百余年了。比如季氏，季氏的始祖是鲁庄公的弟弟公子友，从庄公死后就开始专权，到孔子的时代已经一百多年了，包括国君在内，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政治结构，如今要归政国君必须要有法理上的支持。

孔子时代，成文法还在萌芽中，比如晋国铸造的刑鼎就是成文法的雏形，在各国家间还没有形成共识。国家治理主要靠的还是习惯法，我在《说文：礼》里面说到礼其实就是习惯法，在孔子的时代，大夫专权已成惯例，所以季氏专权是符合习惯法的，是合法的，那么要推翻这种合法性，就需要推翻现在的习惯法。所以孔子推崇古礼，认为古礼才是真正的礼，而当前支持季氏专权的礼是一种不稳定的礼，也就是礼崩。如果能恢复古礼让大家都遵从，那么大夫地位就应该比诸侯低，地盘就应该比国君的小，这样就实际上是解决了归政国君的问题，而这就是复礼。但复礼的结果是大夫要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不愿意怎么办？孔子认为大夫作为国内的一份子，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牺牲自己成全国家，这就是克己了。

如此角度看孔子，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改革者，和战国时代的变法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而且细看战国的变法者统统和孔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魏国变法的李悝，号称法家始祖，是子夏的弟子，孔子的徒孙；楚国变法的吴起，师从孔子弟子曾参的儿子曾申；秦国变法的商鞅则是受到李悝、吴起影响；韩国变法的申不害，是郑国的遗臣，奉行的是子产的政策，而子产是孔子所崇敬的人物。

再回到碰壁的问题上，既然孔子切中要害，为什么他不如战国的变法家受欢迎呢？首先是生不逢时。

《孔子》中有人问季子对堕三都的看法，季子是支持的，电影里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费邑还是季氏的吗？”季氏掌权百多年，跟诸侯一样，所以也有了诸侯之疾。季氏的家臣们也要架空季氏，所以季子借用孔子的手打击自己的家臣，重掌权力，可是孔子的目标是要国君掌握权力，所以堕三都之后，季子和孔子有了矛盾，随后将孔子排挤出鲁国。季子对孔子的态度就代表了各国权臣的态度，对孔子既爱又恨，爱他有魄力有胆识有理念处理自己的家臣，恨他老想把自己也处理了。

孔子经过卫国蒲地的时候，被蒲地人围困，直到孔子承诺不去卫国以后才放行。结果孔子还是去了卫国，卫灵公问他，蒲地可以讨伐吗？孔子表示支持。出来后，孔子的弟子问为什么失信，孔子说对于刀架在脖子上的承诺可以不用兑现。孔子还没到卫国，蒲地人已经开始担心孔子会推动卫国讨伐蒲地，孔子一介布衣不过是带着些学生各国逛逛，为什么蒲地人会有如此担心？这明摆着是蒲地大夫担心孔子的政策会剥夺自己的利益，蒲地大夫代表的是下层的大夫，他们势力小，没有诸侯之疾，所以对孔子最多的就是怕，怕他找事。

再看国君，孔子从中都宰到小司空、到大司寇，摄相事，不过是两年的时间，可见对他的器重，但当季氏要挤走孔子的时候，却并没有出言相助，这是老牌诸侯国国君的典型反应。问你要集权不，脑袋点的跟小鸡叨米一样，但稍微碰到点问题马上退缩，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大夫专权是常态，国君掌权才是异常。同样的，孔子支持卫灵公讨伐蒲地，卫灵公也认可，但真要出兵却是下不了决心。

同样的到了战国，吴起、商鞅都出身卫国却不在卫国变法，真正启动变法的魏、韩、赵、齐（田齐）都是新成立不久的国家，秦、楚则属于未脱蛮夷国君相对握有权力国家，剩下的燕国则是运气好不变自变了。但在孔子的时代，既没有礼贤下士的魏文侯、田齐桓公，也没有励精图强的楚悼王、秦孝公，甚至没有知人善用的韩昭侯，只有暮色已现垂死将亡的二世祖如鲁定公、卫灵公这些人。

除了机遇问题，还有是理想不同。

孔子的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各国的乱臣贼子还都遮遮掩掩，所以孔子只是要改良，不是要革命。孔子提倡古礼，实际上还是希望维护当时的社会结构，仅仅在部分问题上调解，所以他并不侧重于具体某国或某人的利益，而是希望在一国成功顺势到天下。到了战国，三家分晋九鼎震动，有周以来的所有制度已经完全崩塌，法家的改革者不再寄托于通过理念推广到天下，而是侧重于解决国君自身的问题，维护他的利益。这种变化在战国被体现在孟子的义利之辨上，义利之辨其实就是做对的事情，还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这在孔子是统一的，恢复古礼是手段，是做对的事情，是义；归政国君有利于国家，是目标，也是恢复古礼的结果。但由孔子一脉向承，儒家继承他的手段，法家继承他的目标，目标和手段本就是互为表里，所以在秦汉以下，阳儒阴法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调。

在当时，孔子的大理想让人怀疑他的真实目的，比如楚国本想用孔子，但想到，楚国自称的王，按古礼只是子爵，重用孔子福祸难测。而相对来说，完全为国君服务的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就讨喜的多了。

总之，大夫不欢迎，国君又不能坚定立场，孔子身背满世界的诋毁，却有志难申，累累如丧家之犬，让人唏嘘啊。